在12月21日下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關系13億多人生活環境改善，關系垃圾能不能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要加快建立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形成以法治為基礎、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統籌、因地制宜的垃圾分類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類制度覆蓋范圍。”

習近平指出，統籌推進“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重大工程項目落實，要把落實重大工程項目與推動改革、形成體制機制結合起來，堅持問題導向，有什么體制障礙就改什么。要正確區分政府職責和市場作用，凡是市場能做的政府要創造條件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支持各類市場主體以多種形式參與項目實施并獲取收益。

不知不覺中國的垃圾分類之路已經走了十六年，有人說這十六年間僅僅火了五顏六色的垃圾桶而已，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嗎？ 

垃圾圍城，分類突圍

我們的城市像一個巨大的垃圾生產機器，每天都會制造上萬噸的垃圾。“兩天不處理，廣州的生活垃圾就能一路堆到香港。”廣州官員如此描述垃圾處理壓力。在全國，垃圾圍城現象病毒式蔓延。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由2508萬噸增至17860.18萬噸，翻7倍，只用了30年。

垃圾被收集之后都去了哪里呢？生活垃圾被收集車收走后，先送到各個堆放場，再被送去填埋或焚燒處理。填埋焚燒，代價都是巨大的。填埋一噸垃圾的費用約為200~300元人民幣，還需要侵占寶貴的城鎮建設用地和鄉村農田耕地，產生的滲濾液還可能通過滲透作用進一步污染深層土壤及周邊土地。焚燒處理方式雖不會占用大量土地，但是投資驚人，且會增加二次污染的風險。更重要的是無論填埋還是焚燒，都是不可再生行為，讓我們的資源一股腦變成垃圾。

在嚴峻的垃圾圍城現實面前，分類是垃圾資源化、減量化、無害化的長期措施。生活垃圾中包含很多可回收資源，通過分類，能夠將可回收資源從垃圾中挑揀出來，進入回收渠道，免遭填埋和焚燒厄運。不同類別的垃圾分流之后，最終進入填埋場焚燒廠的垃圾總量減少，終端設施使用壽命得以延長。此外，垃圾中的有害部分被提前分揀出來，重金屬、有機污染源、致病菌含量減少，二次污染風險大大降低。垃圾分類是對付垃圾圍城的不二法寶，我們的鄰國日本很早就意識到了這點。2007年10月，神奈川縣藤澤市開始實施“垃圾處理有料化”，家庭的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以及企業事業單位垃圾均要使用市政府指定的垃圾袋投放。有料化實施3年后，垃圾排放量顯著減少，其中可燃垃圾減少14.7%，不可燃垃圾減少36.7%，資源垃圾減少0.9%。

垃圾分類，成效甚微

北京，因其首都的身份占據著垃圾分類的絕佳優勢。首先，政策支持，北京早在2000年6月就被確定為首批垃圾分類試點城市。其次，基建保障，北京的基建水準遠遠高出全國平均水平（從前端收集到后端處置）。第三，人才基礎，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對新事物的包容度更強。第四，技術投入，新技術、新產品落地快、落地率高。

再讓我們看一下北京這些年的垃圾分類成果：

以2009年為節點，在經歷了“垃圾圍城”痛擊后，北京痛定思痛，正式將垃圾分類提上北京市政府議程。2010年，推出600個垃圾分類試點小區。2016年，試點小區超過3000個，占全市居住小區半數以上。但根據自然大學自2012年起的調查來看，試點小區內真正做到分類投放的人群不足10%，多數社區被定為試點小區半年至1年后，垃圾分類就難再堅持下去。北京垃圾分類工作理想豐滿，現實殘酷。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對此談到：我們提垃圾分類的時候，都是說我們的目標是要減量，然后要資源回收，但是這兩個目標從這些年各個地方推動垃圾分類的實踐來看，我認為基本上是落空的，沒有得到很好的實現。

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垃圾分類工作可以以此類推。 

不妨反思一下，是什么阻礙了我們的垃圾分類推進工作？

垃圾分類之路走了十六年，但垃圾分類法律法規卻尚未出臺。垃圾分類成功的國家，無一不早早建立起健全的分類法律體系。日本在“環境立國”發展戰略思想指導下，早在1970年就制定了《廢棄物處理法》，并經歷過多次大規模的修改。德國也在1972年通過了首部《廢物避免產生和廢物管理法》，對垃圾進行環保有效的處理。反觀我們，垃圾分類制度領域還是一片空白。分類制度不明確，處罰措施不到位，垃圾分類只能流于形式，無法真正高質量推行。

收運配備和隊伍建設問題也是我國垃圾分類的瓶頸所在。首先是收運配備跟不上，生活垃圾、廚余垃圾、有害垃圾、再生資源，這些都需要配置專門的收運車輛進行分類裝運，細心觀察不難發現，小區里的桶有三種或者四種，但收運車卻只有一輛。在收運隊伍建設上，調查顯示有相當一部分是由物業直接委托的收運企業，而非環衛集團和環衛中心的專業作業隊伍，收運隊伍管理不規范，也降低了垃圾收運環節的效率。

終端處置設施建設投入巨大，且選址難度高，地方政府對終端處置設施建設及處置技術和管理的投入積極性不高。喊幾句口號，添幾臺設備并不能解決分類難題，后端、前端斷片，最后一公里成了垃圾分類的頑疾。終端不但要建好，還要運營好。中國每年平均發生十個以上群體性事件，市民為什么會對建焚燒廠這么抗拒？因為不信任，而信任危機的根源在于監管不到位，信息不透明。環保監管有名無實，焚燒廠周邊成肺病高發區，填埋場污水偷排到灌溉田，遭民眾舉報。監管信息不公開，公開數據遭質疑，這些都是嚴重的運營管理問題。

宣傳發動不足，宣傳教育難以深入人心。垃圾分類宣傳頁安穩地躺在布告欄內，會有多少行色匆匆的居民愿意駐足觀看？宣傳不到位的直接后果就是市民缺乏對垃圾分類的深入了解與認識，一是不知道為何要分，在普通民眾的概念里，沒有如山的填埋場，沒有臭氣沖天的餐廚垃圾，分類只是一個短暫的投遞行為，分與不分差別不大。二是不知道怎么分，北京某個垃圾分類試點“明星小區”里，很多居民反映自己也想做垃圾分類，但是不知道怎么界定“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無奈之下，一些居民簡單地將“可回收物”等同于“能賣廢品”的，剩下的就是不可回收物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投機心里，也讓民眾更傾向于各人自掃門前雪，管好自家門前的一畝三分地。很多人認為垃圾分類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涉及不到個人利益，以至于在扔垃圾時只會考慮個人區域的整潔。

編輯：葉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