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澎湃新聞摘錄了一篇來自《垃圾分類的全球經驗與上海實踐》一書的文章，題為《無廢城市|如何客觀認識垃圾焚燒》，作者謝新源系零廢棄聯盟政策主任。文章對垃圾焚燒進行了介紹。E20環境平臺執行合伙人、E20研究院執行院長、湖南大學兼職教授薛濤對本文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借著主席垃圾分類的春風過度演繹，看似邏輯嚴密，其實是書生氣的烏托邦之夢想，和西方某些極致化的白左有異曲同工之嫌。

1、有機垃圾回歸土壤?連簡單的污泥回土都僅有少量案例成功，這一關就難過。

2、前端全面細分的難度大的很，做不到的Nx10年的時代，難道回到垃圾圍城的舊社會?

3、減量化穩定化是剛剛通過垃圾焚燒做到的，現在還沒站穩就要革命?

4、市場化和補貼是推動第3條成功的關鍵，這不是要卸磨殺驢嘛？問題是每天一大堆米還沒磨呢。

5、垃圾分類做不好做得好，難度自在社會管理和商業邏輯本身的國情痛點，無論是有機垃圾歸碳、低質可回收垃圾循環還是居民分類習慣，好好去摸索循序漸進攻克難關，而不是矛頭針對焚燒，罔顧發達國家和我們的歷史階段差異，搞大躍進大革命之不破不立。

總評：鴕鳥想飛，但離練出翅膀學會飛還遠著呢，就說不會飛的原因主要是長了能跑的腿，干脆先鋸掉了就會飛了，這個大概就是本文的邏輯吧……可惜，黨的眼睛是雪亮的。

附：

無廢城市｜如何客觀認識垃圾焚燒

　　垃圾焚燒的好處在于可以節約垃圾占的空間體積。例如，在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份垃圾進入焚燒爐后，體積可減為原來1%。然而，垃圾焚燒后會產生廢氣、廢水和廢渣。這些廢棄物的處理一方面依賴于垃圾焚燒場的技術，另一方面也需要公眾的監督，以避免產生環境污染問題。

上海某小區的干垃圾收集車，干垃圾將進行焚燒處理。澎湃新聞記者 馮婧 圖

　　那么，焚燒會導致哪些必須引起重視的隱患?

　　焚燒不是讓垃圾消失，而是會轉化為廢氣、廢水、爐渣和飛灰等二次污染物。垃圾焚燒產生的煙氣中，污染物有200多種，可分為以下幾大類：

　　在沒有進行垃圾分類的情況下，中國生活垃圾特點是廚余垃圾多、含水率高，原生垃圾進入焚燒廠之后，需要專門靜置脫水，才能入爐焚燒。這個過程產生的垃圾滲瀝液，約占垃圾總量的10%-16%。

　　爐渣是指燃燒不完全的垃圾，如塑料、玻璃、陶瓷和金屬的殘渣等。用爐排爐技術處理每噸生活垃圾的爐渣產生量為200-250公斤，采用流化床技術則大于80公斤。

　　飛灰，是指煙氣凈化系統捕集物和煙囪、煙道底部沉降的底灰，富含重金屬、鹽和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采用爐排爐技術，每噸垃圾焚燒后可產生30-50公斤的飛灰;采用流化床技術，則可產生100-150公斤。

　　《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 18485-2014)中的二噁英排放限值為0.1納克/標方，這個數值達到了歐盟的最低標準。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一些歐盟國家執行的是0.01納克/標方的標準。另外，國標僅要求每年有一天進行煙氣二噁英的采樣檢測，如果焚燒廠當天調整到最佳工況，就很容易達標。如果不在開機、停機、混合垃圾成分波動等情況下監測的話，監測結果的準確性并不高。

　　生活垃圾焚燒產生的飛灰，是《國家危險廢物名錄》(2016版)中明確規定的危險廢物，卻獲得過程性豁免：若填埋前監測二噁英、重金屬等12項指標均不超標，可不按危險廢棄物填埋。而環保組織調研發現，由于該名錄對監測頻次并未作規定，很多地方環保部門認為飛灰可無條件地不按危險廢棄物填埋。這說明焚燒飛灰管理存在一定隱患。

　　垃圾焚燒，有時被貼上“清潔能源”、“新能源”的標簽;但垃圾焚燒發電，即便與煤電相比，裝機容量也更小、效率更低，生產單位電能的污染物排放更大。

　　中國目前煤電機組的裝機容量主流在600兆瓦以上，300兆瓦以下的機組已面臨淘汰;而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機組一般只有20兆瓦左右，對電力的供應并不多。

　　據2012年數據，中國的煤電機組的能源利用率已達到37.7%;而焚燒項目的能源利用率平均只有21%左右。

　　據學者計算，燃煤發電1千瓦時，產生煙塵88毫克，而垃圾焚燒發電1千瓦時，產生煙塵量則達368毫克，約為前者的4.2倍;而在二者都按標準排放的情況下，每發一度電，垃圾焚燒的汞排放達到燃煤發電的7倍。因此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在技術有限的條件下，垃圾焚燒發電是建立在更高的污染基礎上的能源。

　　垃圾焚燒政策的局限性

　　垃圾焚燒項目的優惠政策和收益主要來自以下幾方面：作為城市基礎設施享受劃撥用地;財政支付的垃圾處理費(包括滲濾液處理、飛灰處理);上網電價;可再生能源補貼;處理費和發電收入退稅。

　　按照優先序原則，回收利用比焚燒層級更高，理應得到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但中國傳統上將混合垃圾收運處置看作公共服務，把回收利用交給市場;因此混合垃圾的垃圾轉運點、焚燒等處理設施，得到規劃保障和無償用地;而回收點和回收市場，并沒有城市黃線規劃保障，常常面臨搬遷，承受很重的成本負擔。

　　垃圾處理費是根據入廠垃圾量按噸補貼，而不是按入爐垃圾量補貼。在未分類的生活垃圾中，廚余垃圾量可達50%以上，含水率較高。進入焚燒廠后，為了脫水，一般要先在垃圾儲坑中靜置6天左右。但即使入廠垃圾水分再高，焚燒廠也將按入廠垃圾量獲得補貼。

　　焚燒廠享受著中央財政每噸垃圾280千瓦時、0.25元/千瓦時的可再生能源補貼，盡管作為石化制品的廢塑料，為焚燒發電提供了一半左右的熱值。

　　政策對垃圾焚燒的退稅力度強于對回收利用的退稅力度。在垃圾焚燒企業的營業所得中，垃圾處理費退稅70%、垃圾發電收益的增值稅退稅100%;但再生資源加工者相關所得能獲得的退稅普遍只有30%-50%。

　　目前垃圾焚燒的相關規劃和政策，也對垃圾分類形成掣肘。

　　規劃中的焚燒處理比例過大。中國城市生活垃圾的廚余垃圾超過一半，應單獨分類，用堆肥等生化方式處理，使其回到自然循環中。而可回收的紙類、塑料又分別占10%左右。也就是說，如果分類工作做得好，需要進入焚燒、填埋等混合垃圾末端處理設施的垃圾量，只有不到30%。

　　上海垃圾分類的實踐基本證明了這一點：

　　根據2020年6月上海市綠化市容局的數據，上海5月的濕垃圾日均分出量已從一年前的5660噸/日增長到約9796噸/日，可回收物也從2580噸/日增長到約6266噸/日，干垃圾已從2.2萬噸/日減少到約1.5萬噸/日。

　　按照規劃，到2022年年底，上海市焚燒處理能力將達到2.9萬噸/日、生化處理1.1萬噸/日，填埋5000噸/日。顯然，未來應當增加更多廚余處理設施，減少焚燒設施比例。

　　如果以全焚燒為目標，垃圾分類就會失去意義。

　　然而，主管部門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2016年12月31日發布的《“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提出，到2020年底，設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50%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60%以上。

　　海南省發改委、住建廳2019年7月5日發布的《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燒發電中長期專項規劃(2018-2030)》甚至提出：提高全省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占比，近期焚燒處理占比達到90%，遠期達到100%。

　　此外，焚燒還具有“鎖定效應”。

　　中國焚燒廠一般采取BOT或PPP模式，企業與政府簽約長達20-30年。這段時間中，政府按噸向企業支付垃圾處理費，且必須保障企業獲得一定量的混合垃圾作為原料，否則要向焚燒廠支付違約金。之所以采取這種方式，是因焚燒廠動輒需要投入數十億的建設經費，需要吸引民間資本，為的是確保投資項目的民間資本能夠回本、盈利。

　　垃圾管理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其目標就是減少混合垃圾。而上述約定意味著，地方政府如果垃圾分類做得好，進入焚燒廠的垃圾減少，反而會違反協議。相當于在簽約期限內，垃圾管理的方向鎖定在混合垃圾焚燒上，這會讓垃圾分類工作難有建樹。

　　(作者謝新源系零廢棄聯盟政策主任。本文摘錄自《垃圾分類的全球經驗與上海實踐》一書。)

編輯： 趙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