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污泥衛生填埋因簡單易行、處理效率高、成本相對小而曾“獨領風騷”，但因為其占地大且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對環境的污染問題，也一直備受詬病。隨著各地原生原生垃圾不再填埋，以及資源化的政策趨勢，污泥填埋基本走到了盡頭，土地利用與污泥焚燒成為當前政策主要的鼓勵方向。

這些年污泥市場好像停滯了一樣！

這是前些日子，一位行業人士對作者的感慨。在他的印象里，國內關于污泥處理處置的技術、政策這些年似乎沒什么特別讓人矚目的進展，媒體很少談及污泥市場，市場沒有了十年前的關注度，知名的污泥項目也屈指可數，沉寂是這些年最大的特點。

對于這些年污泥市場的沉寂，北京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原副總工程師杭世珺將之歸結為出路受阻。她介紹，出路決定處置，處置決定處理。污泥處理處置，需要管理部門給行業一個出路。

從處置的角度，污泥主要有三種出路：土地利用、填埋和焚燒。

早期，污泥衛生填埋因簡單易行、處理效率高、成本相對小而曾“獨領風騷”，但因為其占地大且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對環境的污染問題，也一直備受詬病。隨著各地原生原生垃圾不再填埋，以及資源化的政策趨勢，污泥填埋基本走到了盡頭，土地利用與污泥焚燒成為當前政策主要的鼓勵方向。

01污泥還田，標準過高阻礙行業發展？

按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環境學院副院長、低碳水環境技術研究中心主任王洪臣的說法，土地利用主要包括農田利用、林業利用，以及土壤改良，是污泥處置資源化最主要的方向。在歐洲，有四分之一的污泥被填埋，十分之一被焚燒，超過一半的污泥進行土地利用；主要是農業循環利用，林業、園林和土壤改良用量很少。但在我國，污泥產品被明確禁止農業利用。（推薦閱讀：王洪臣：污水處理廠穩定運營，需要破解政策難題）

根據一些解讀，國家的政策實際上允許農戶私下使用，只是不允許污泥產品和化肥等一樣的農資商業渠道進入農業。但在21世紀20年代“渠道為王”的社會和經濟形勢下，這樣的政策相當于從實際上遏制了污泥產品還田使用。

杭世珺認為，禁止污泥產品農業商用，一個主要原因應該是管理部門擔心污泥泥質不好——經常有一些不達標的工業廢水被偷排到生活污水管網里或附近河體里，工業污水產生的污泥，成分復雜，隱藏的風險較多。政府雖然也對工業污水偷排有所查處，但因為工業排污監管不力，以及管網建設和管理不到位，這種問題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

在王洪臣看來，現在國內大城市中心區域，管網均比較完備，一二線甚至一些三線城市，工廠也基本上都搬離了市中心，市區中心主要為生活污水產生的污泥，幾乎沒有了相關部門擔心的污泥重金屬污染等，污泥還田并不存在太多問題。

另一面，由于重施、亂施化肥，不注重施用有機肥，國內土壤有機質缺乏、肥力下降，已成為影響我國農業持續發展和農作物穩產、高產的重要限制因素。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化肥使用國，由于重施、亂施化肥，當前國內整體土壤有機質缺乏、肥力下降。今年的國家一號文件，就此特別強調要大力支持發展綠色生態有機類肥料，確保農業綠色發展。對于污泥處理處置來說，當前最應該做好的其實是無害化與穩定化。

對于王老師的觀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業人士龔先生表示認同。龔先生認為，土地還田受限，主要就是因為土壤質量標準過高，而農業部門和農業專家擔心出問題所致。

在他看來，標準過高，是政策重視的表現，但不顧客觀現實，過高的標準往往會限制行業發展——提高了行業門檻，增加了行業投資，把很多可行的路徑和企業擋在了門外。相關人員的做法，可以說是“因噎廢食”，與曾經被環保部三令五申叫停的“一刀切”做法幾乎如出一轍。

同時正因為污泥土地利用這樣的“大道”遭遇限制，導致很多從污泥中提取蛋白等資源化“小眾技術”野蠻生長。這些“小眾技術”雖然客觀上促進了污泥處置方向的探索，也只是主流方向的補充，而且讓市場更多魚龍混雜。

02污泥焚燒，部門協調與收費問題或致二重困境

另一個出路就是污泥焚燒。

2022年9月，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生態環境部聯合印發《污泥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實施方案》，指出要有效利用本地垃圾焚燒廠、火力發電廠、水泥窯等窯爐處理能力，協同焚燒處置污泥。

恰逢垃圾焚燒行業發展正處于歷史高點，開始步入存量市場，在垃圾分類逐步推進的背景下，很多垃圾焚燒廠出現“吃不飽”的情況。同時由于國補退坡，垃圾焚燒廠面臨全新的發展壓力，亟需開拓新的業務空間。

在不影響生活垃圾焚燒爐污染物排放達標和焚燒爐正常運行的前提下，協同焚燒處理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產生的污泥，既能緩解垃圾焚燒廠“吃不飽”的問題，又可以為垃圾焚燒廠帶來新的盈利，可謂一舉兩得。

同時隨著生活垃圾熱值的提高和摻燒技術的發展，一些垃圾焚燒廠可以將摻燒比例提高到30%甚至更高?？雌饋恚贌齾f同處置污泥似乎前途無限，但如何燒得安全、穩定、高效、低碳，卻仍是擺在垃圾焚燒廠摻燒污泥模式面前一道不可輕視的門檻。

中國固廢網前不久發表了一篇文章，（推薦閱讀：“吃不飽”的垃圾電廠與“沒去路”的市政污泥 天作之合還是情深緣淺）專門談到了另外的問題：垃圾焚燒發電廠和污水廠分屬不同的政府部門，前者由環衛部門主管，后者由水務（水利）部門主管，污泥摻燒勢必需要兩個部門的協調溝通，而這種背后又勢必避免不了不同主管部門對各自安全穩定責任的擔憂。

文章介紹，目前行業尚未對污泥摻燒形成技術上的共識，也未見國家/行業頒布的標準、規范或技術指南，摻不摻？摻多少？怎么摻？這些關鍵因素連業內人都說不清，負有責任的主管部門也必然更加不敢冒險。這無疑讓不同部門間的管理溝通與協調困難重重。

除此之外，垃圾焚燒廠協同處置污泥，也存在一個收費問題。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曾在論及垃圾焚燒廠協同焚燒工業固廢時提到：工業垃圾和生活垃圾分屬不同的部門管轄，生活垃圾處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財政支付，工業垃圾處理按理應該由工業企業自行付費。協同焚燒時，雖然工業企業也支付了一定的費用，但因為本身有財政支付，工業企業支付的費用其實并沒有達到市場應支付的價格，是占了由全體納稅人支撐的政府財政支付的便宜。

從當前的政策上來說，大方向鼓勵協同處置，但協同處置仍需要有一個頂層設計，特別是收費機制。借用到污泥協同處置：對于需要自費處理污泥的污水廠，什么樣品質的污泥該收多少錢？如何核查和監控？這需要建立起相應政策，制定一個公開透明合理的價格機制，讓污水廠和焚燒廠可以雙向選擇，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垃圾焚燒廠協同處置污泥市場的發展。

據了解，這種污泥費包含在污水費中的項目，全國僅有30%左右，即便如此，市場的規范引導也不可被忽視。

03污泥源頭減量，如何增強企業的動力？

污泥還田，政策的門檻一時難以破除。污泥摻燒，也還有很多的路要走。還有沒有其他的辦法？

杭世珺覺得有。一直以來，行業都“重水輕泥”，可對于污泥產品，卻又有諸多限制。從這個角度來說，她認為，解決污泥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從源頭上進行減量。

但這又會遇到一個問題——如何增強污泥產生企業進行污泥源頭減量的動力？

對于一些污水費里包含污泥處理處置費用的企業，它們天然有污泥源頭減量的驅動力。但對于一些BOT項目來說，因為特許經營協議一般約定通過成本監審調整價格，如果持續三年以上，企業的污泥產生量下降，項目成本降低，根據成本監審，企業就應該降低水價，這就使得企業的污泥減量收益難以轉化為項目收益，導致污水廠對源頭減量的經濟效果有所顧慮；而在政府所屬的專營公司模式下，報銷模式也制約著企業在此的降本動力。

另據了解，全國有70%左右的地區采用污泥分開結算模式，污泥處理處置由政府負責，污泥量的減少與污水廠的收益沒有直接關聯，會導致污水廠在污泥源頭減量上的驅動力不足。

前陣子，E20曾做過一份行業調研，在兩種模式下，企業的產業率差異非常明顯：負有污泥處理處置責任的企業，產泥率只有2-3%，另外由政府負責污泥問題的企業，產泥率則高出很多。

杭世珺認為，污泥源頭減量，不但可以節省污泥運輸費用何處理處置成本，更從過程和結果上，減少了碳排放，符合我們國家3060的發展目標，政府或許可以出臺一些激勵政策，針對所有污泥產生企業，凡在源頭減量方面做得好的，根據減量效果，給與一定的資金獎勵、稅收優惠，或者其他政策鼓勵。

這樣，既能促進企業污泥源頭減量，又讓企業在污泥處理處置方面有了一個新的合理的營收方式，也會促進污泥市場的發展。

而行業現實中，一些企業已經在這個方向上默默地進行著探索。

如南京樂透思公司，為了促進企業污泥源頭減量的動力，在玉環市項目中，與政府采取了一種類似合同能源管理的污泥減量合作模式——不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前期投入，污泥減量項目全部由樂透思投資，比照往年的數據計算減少的污泥量，與政府方分享污泥減量收益，實現多方共贏。（推薦閱讀：政企合作新模式突破污泥減量技術推廣的驅動力瓶頸）

這樣的創新方式，從企業和行業發展的角度，非常值得行業肯定。但從執行的角度，這種模式仍需進一步探索——最核心的問題是項目運營效果如何認定。

在前不久的E20雙百聯盟標桿萬里行中（推薦閱讀：10萬噸/日！看佛水環保城北這座地埋污水廠如何傳承知識與積淀智慧），有廠長介紹，這種模式聽起來挺好，但現實中，結果的達成可歸于諸多原因。該如何認定結果中雙方的作用和比例？另外如果預設的條件發生了變化怎么辦？如果雙方能就此達成一致，一切好說。如果達不成，就會是一件很扯皮的事情。

在杭世珺看來，既然是探索，肯定會有問題。對于這樣的創新，我們首先要給以肯定，然后在發展中慢慢解決與完善。但首要是，政府要重視源頭減量，做好政策支持與引導。也希望E20可以借助平臺的力量，就此組織主題沙龍進行專門研討，以自己的影響力為產業發聲，助推產業發展。

編輯： 李丹